我国商业战线的一员宿将

——国家商业部原常务副部长潘遥

潘遥，滨海县东坎镇人。1927年1月出生，1941年3月参加工作，194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原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常务副部长、党组副书记，兼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代主任。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。1999年7月离休，正部级医疗待遇。潘遥于抗战时期开始从事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的财经工作，他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解放战争中的后勤供应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长期从商业和供销系统工作，参与了对私改造、建立全国合作社体系、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等重要事务。特别是进入全国商业和供销系统最高领导层以后，他直接参与了全国供销合作社和商业工作的决策与指导，组织实施了供销社的改革，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。著有《潘遥文集》约70万字，已公开出版发行。

潘遥，生于1927年1月，江苏省滨海县东坎镇人。祖籍常州，清末迁徙东坎，居住常州会馆，一家生计全靠当店员的父亲维持。由于家境贫寒，时局不稳，潘遥少年时只时断时续读了四五年书。

1940年10月，黄克诚率八路军一部南下，与北上的新四军汇合，开辟了盐阜区抗日民主根据地。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，积极从事抗日斗争，处处为老百姓着想，潘遥从这支部队身上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，因此他于1941年毅然参加了革命，被分配到正在组建中的涟（水）、灌（云）、阜（东）边区办事处（县级）任管理员。1942年，组织上考虑潘遥比较年轻，决定调他到苏北公学学习。开课不久，因日寇大扫荡而停学，于是他又被分配到阜东县，先后在东坎区、糜滩区及阜东县政府任管理员、财粮区员和审计。这一时期敌后环境十分艰苦，潘遥表现非常坚定、勇敢，不仅拿起枪与同志们一道打游击，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，还积极参与减租减息、筹集粮款等活动，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出了贡献。

1947年，苏北区党委与苏中区党委合并为中共华中工委和华中行政委员会，潘遥调到华中财经处担任审计工作，不久又被分配到华中支前司令部，参加了淮海战役的全过程。1949年初，华中、山东支前司令部合并，成立华东支前司令部，为大军过江作准备。潘遥参加了渡江战役。南京解放以后，华东支前司令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运输司令部。当时南京、杭州、上海等江南大城市已经解放或即将解放，急需一些重要物资支援，特别是大米、棉纱和煤炭（简称为“两白一黑”），领导上决定立即组建淮南建路指挥部，潘遥被调至该部任供给科长。该部的任务是接管国民党官僚资产——淮南路矿公司，动员多方力量，抢修淮南铁路（合肥至长江边裕溪口），并新修八公山到九龙岗铁路。经过全力突击，不到半年时间，成功地完成了任务，使淮南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江南，以解工业生产与人民生活燃眉之急。用事实打破了国民党  要员所叫喊的“共产党只能打天下，不能治天下”的呓语。

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全国广大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。在运动的后期，亿万翻身农民为了发展生产，增加收入，抵御市场和自然风险，减除中间剥削，强烈要求组织起来，成立供销合作社。党和国家为了适应这一形势，选派了一批优秀干部去做宣传和组织工作。1950年2月，潘遥被派到华东合作总社工作，先后任科长、副处长等职，全身心地投入党的供销合作事业。他热切地学习列宁论合作制及毛泽东、刘少奇的有关合作社论述，研究建立企业经营管理制度，组织农副产品生产和推销，并参与了对农村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。

合作社经济是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重要形式，马克思对合作社的产生曾高度称赞为“勇敢的人们的杰作”。在解放后的中国，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干部、农民的积极参与，各类合作社如雨后春笋，迅速发展，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合作社体系，合作社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。1955年2月，潘遥调京工作，先后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商业部副处长、处长、副局长、局长。这一时期，主要参与加强财务物价管理，加强基层指导，发展农村商业网点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等工作。

1970年4月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与商业部再度合并，潘遥任商业部商管局、财会物价局负责人。这次由于上层合并，各省、市、县比照办理，使供销合作社资金、财产大量流失，更为严重的是搞乱了人们的思想，破坏了民主办社的优良传统。1975年初，周恩来总理指出：“中国农村大、农民多，要加强农村商业工作，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，应当恢复全国供销合作总社”。4月份，中华全国合作总社恢复，潘遥任总社基层工作局负责人。他遵照中央的精神，立即投基层供销建设，组织农村多种经营，搞好农副业产品推销和农业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供应，活跃了城乡物资交流。

1978年7月，潘遥升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，党组成员。1982年，供销合作总社第三次与商业合并，潘遥任商业部常务副部长、党组副书记，接着又兼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代主任。这两次职务变动，潘遥逐步进入我国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最高领导层，他的思考和活动必然会更带全局性、根本性和方向性，特别是在组织实施供销合作社的改革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，从此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。举世瞩目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开始。地处农村的供销合作社必须同步进行改革，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。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的指示，供销合作社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。在这场改革中，潘遥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，提出了许多主导性意见。特别是在以官办改民办、全民改集体、改善同农民的关系为核心的工作中，他们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加以实施：1982—1983年，恢复“三性”，即恢复组织上的群众性、管理上的民主性、经营上的灵活性，着重解决供销社同农民的关系，开拓服务领域；1984—1985年，在农民入股、经营范围、劳动制度、分配制度和价格制度等五个方面突破原有规定限制，以调动农民和职工的积极性；1986—1987年，在恢复“三性”和“五突破”的基础上，把工作重点转到为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服务上来，发展商品生产系列化服务，发展横向经济联系，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，发展多种经营方式，发展农村商业网点，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；从1988年开始，供销合作社进入深入改革阶段，重点是完善农村商品社会化服务体系，充分运用遍布城乡的网点、人员、资金和设施等有利条件，逐步建立起以骨干产品为龙头的生产、加工、储运、销售等多功能的服务体系。由于潘遥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，改革搞得比较成功，使得供销合作社密切了同农民的关系，发展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，壮大了服务农村经济的实力，增加了对国家的贡献。后来中央领导同志曾作了高度评价：“几十年来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供销合作社为发展农业生产，繁荣农村经济，增加农民收入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。”如果说五十年代是供销合作社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，那么，可以说，八十年代则是供销合作社事业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。

1985年10月，潘遥率领中国供销合作社代表团，第一次出席了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合作联盟第28届委员会和联盟代表大会，此后又三次出席了国际合作社联盟在斯德哥尔摩、布达佩斯、新德里召开的中央委员会。并多次率团出访亚、欧、美、澳等许多国家，学习、借鉴国外合作社运动的经验，宣传中国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，增进了我国合作社与世界各国合作社之间的友好往来与合作。

20世纪90年代以后，年逾花甲的潘遥在离开繁忙的一线岗位以后，还主持了中国供销合作经济学会，参与多个全国性有关农业、商业和合作社的学会、协会活动，坚持调查研究，写出很多水平较高的论文，诸如供销合作社的历史经验、关于发展农村商品经济问题、供销合作社应努力改变贫困地区经济面貌，为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而努力、关于恢复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建议、供销合作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广阔的天地、理顺供销社的经营机制、认真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、发展商业理论，繁荣商业经济、关于尽快制定《供销合作社法》的建议等等数十篇立足现实、着眼长远、有理论、有实践的农村经济改革、供销合作社改革、商业流通体制改革等有关文章，为商业、供销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

潘遥是在解放战争胜利后，被组织上调到供销合作社工作的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在供销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他直接参与供销合作社和商业工作的决策与指导，亲身经历了这场伟大的变革，他觉得自己有条件也有责任对这段历史进行回顾与反思，让后人从中受到启发。1996年7月，经过潘遥的主观努力和有关同志的帮助，将改革开放以来的论文、讲话和调查报告，经过筛选与整理，编印成《潘遥文集》出版。全书分为中国需要发展合作社经济、供销合作社的体制改革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供销合作社、发挥供销社的群体优势、贸工农一体化的必然性、做好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、开展科技服务，促进科技进步、积极发展多种经营、提高经济管理水平、加快法制建设步伐、合作社的国际交往等十四个篇章，69.7万余字，客观地揭示了供销合作社的发展轨迹，对如何做好供销合作社工作进行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证。

（根据有关资料，戴益民整理）